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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1 十七届三中全会政策前瞻以及对股市的影响 侯宁 北京

详见：http://www.zhiqianclub.com/channelh/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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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斯登公司的破产是由于次贷危机，而次贷市场的总规模是1.67万亿美元；“两房”危机涉及房地产业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直接受影响的已发行票据总额逾5万亿美元；雷曼公司在美国投资银行业中是固定收益产品市场的龙头，而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的规模有多大呢？超过30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各种外币产品！ 人们谈虎变色的次贷危机只是序曲，现在的危机已经扩大到几乎所有债券(资讯,行情)品种，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

 　　举债消费与投资的生活方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进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债务链之中，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各种债务的分拆与组合中游刃有余，并且创造了多次“打包”的结构金融产品。于是，在现代商业银行的“金融超市”中，货架子上的理财产品琳琅满目，特别是从七十年代衍生产品市场诞生之后，商业银行的交易业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至今日，同时在线交易的银行中间业务交易性产品有两万余种。由于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和衍生交易有很高的比例设计债券(资讯,行情)市场，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债券作为基础性的交易工具，所以债券市场规模巨大，层次繁多，结构复杂，错综交易，经常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结果就使这个市场的金融风险逐级放大，对参与者的风险管理与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这个巨大的高风险交易市场中，雷曼兄弟公司鹤立鸡群，代表了固定收益产品的设计、交易和管理的最高职业水平，有着业内公认的垄断地位。换句话说，雷曼公司的标准就是行业的最高标准，任何复杂的交易结构和产品设计一旦贴上雷曼公司的标示，就好比制造业中的免检标识一样，有了无条件过关的公信力。所以在这个高端金融市场中，雷曼代表职业水平，雷曼代表社会公信。今天，这样一家百年老店陷入危机，就像“三鹿奶粉”毒害婴儿一样，再次动摇了华尔街的公信力。一连串的疑问会迅速蔓延，华尔街的信誉将大打折扣，就连初出茅庐的学生也会问：华尔街还能够控制她自己设计制造的“机器人”吗？

　　全球债务市场的信用危机必然引发恐慌性抛售，衍生产品的交易必然受到影响，交易中的授信额度必然大幅下降，新债券的发行规模必然急剧收缩。结果就是全球债务链可能风雨飘摇，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企业负债经营模式和家庭举债消费方式也都会受到影响。这时，目前还主要发生在虚拟经济的金融危机几乎必然扩散到实体经济。所以说，雷曼公司案的爆发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加深的开始。

　　次贷危机如冰山一角，现在露出了债务危机的狰狞面貌，当前的美国经济几乎就是那艘脆弱的“泰坦尼克号”巨轮。遥想当年拉美债务危机对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经济破坏，我们不得不关注美国经济政策的每一步调整。从经济学的标准看，美国“两房”危机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社会主义”的，但从方案提出到国会核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间几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两房”的基础是国家信用，国家可以不管“两房”的股东，却必须维护国家的信用。和贝尔斯登案的解决方式一样，美联储可以不关心贝尔斯登公司的存亡，却必须联手摩根大通公司积极介入以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现代金融是商业社会的政治，所以化解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特别是对于美国，金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这不仅在于其本土经济的稳定，而且在于其国际社会的信用，这两个因素又决定了美国能够把本土的金融危机输出到国际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嫁危机”。

　　危机当前，美国政府干预的基本倾向是输出通胀，转嫁危机。所以她在通货膨胀的威胁面前大胆降低利率，全力刺激经济，毫不犹豫地实践着经济“社会主义”的调控政策。通货膨胀的“祸水”在全球泛滥，背后是各国宏观调控能力的奥林匹克竞赛。竞赛的结果，或者是欧美国家在本土消化危机，或者是把大部分通胀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挑战面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及时做出调整，从重点追求CPI下降的“面子工程”转为刺激经济成长，从“反热钱”的闭关自守转为鼓励外资流入的拉动消费，从贸易主导的出口加工转为投资主导的市场扩张。

    第一大阴谋：让热钱高位撤离。

    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在近十年当中，或明或暗的外资及大量热钱涌入中国楼市，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在楼市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这些外来资金无法及时变现（房地产的变现能力是非常差的），而在次债危机不断扩散，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这些已经获利丰厚的资金亟需从中国楼市撤离，以规避中国楼市即将到来的调整（他们对中国楼市泡沫的认识更透彻）。但楼市萎缩的成交量阻碍了他们的变现企图。因此，他们买通在国内的代言人、腐败官员及无良学者，欺骗决策层，一旦政府救市，楼市成交量上升，这部分急着撤离的资金将在高位迅疾变现逃离，而给中国留下一地鸡毛。越南的楼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到时候，泡沫更严重的中国楼市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一个行业发展到是个房子都能卖大钱，是个人都能牟取暴利的时候，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大调整必定到来。从全世界100年多来的房地产发展历史来看，房价的自然调整并不可怕——上涨周期与下跌周期的交互运行，乃是楼市健康的发展形态。可怕的是人为阻碍调整，杀鸡取卵，使经济的内在规律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第二大阴谋：腐败分子高位洗钱

    许多腐败官员，通过手中的权力与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交易，他们往往拥有多套住房，亟需在高位将这部分住房抛售，以便将赃款转移到国外。被绳之以法的部分贪官，动辄拥有几套、十几套甚至几十套套住房，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官员先把家人送到国外，取得永久居住权，自己在国内当“裸官”，这些腐败官员担心收受贿赂等劣迹败露，亟需将手中的住房高位套现，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即逃往国外。因此，建议中纪委、司法部门，对那些故意偏离中央政策，鼓吹拯救楼市和已经采取措施抬房价的官员进行彻查，防止这些官员利用权力牟取私利，损害民族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第三大阴谋：欺骗购房者高位接盘

    一些地方政府拿出一点蝇头小利，诱骗公众高位买房。典型的如长沙的8万元购房补贴、西安的购房款总额1.5%的财政补贴等等。房价已经连续多年暴涨，累积了大量泡沫，对相当一部分城市而言，现在的房价就相当于去年6000点时的股市，大调整随时到来。一旦房价下跌，岂是8万元或1.5%这样的蝇头小利所能补偿的？深圳个别楼盘的房价半年内跌幅甚至接近50%，与此相比，那点财政补贴相比算得了什么？问题是，当那些为了一点财政补贴而去买房的人，一旦被套在高位，谁来弥补他们的损失？更何况，不通过人大批准，直接动用财政资金补贴购房者本身就存在着程序上的非正当性，甚至可能违法，更何况，财政资金应该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让弱者受益，而不是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去补贴相对的高收入者。
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通过社会保障性住房来解决，政府的财力应该多为中低收入者建造廉租房（国务院24号文明确提出：廉租房为住房保障体系的中心），而不是诱骗他们去买商品房或带有商品房性质的限价房。今后，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市场应该分开，政府应通过多建保障性住房来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而不是将他们推到既得利益者嘴边遭受掠夺。

    第四大阴谋：用高房价绑架中国经济

    少数被买通的腐败官员、无良学者，鼓吹保持高房价对经济的重要性，认为房价下跌将损害金融安全，危害经济发展。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世界上有只涨不跌的房价吗？任何一个国家的房价都是在上涨周期与下跌周期的交替中运行的。
事实上，正是远远超出民众收入水平的高房价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高房价扼杀了消费，影响了内需的拉动，使得内需不振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发展依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现在，次债危机不断扩散，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单纯依靠政府的投资行为，又容易压缩民间投资的机会，加之过于依赖投资容易引发产业过剩，加之政府投资效率的低下，投资的过快增长隐患重重。现在，当务之急是拉动内需。
2008年8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时强调：“扩大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这是中央高层对经济现状的清醒认识。要拉动内需，当务之急是把被高房价绑架和吞噬掉的购买力释放出来。促使房价理性回归，将能释放出大量购买力，从而，迅速启动我国内需，并且，保持内需的持续性。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如出口）一直是一大隐患。

    第五大阴谋：恶意陷中央决策层于被动

    我国从2005年3月开始出台调控楼市的措施，当时就认为房价过高，导致民怨沸腾。及时出台调控措施，是中央高层对高房价损害民生、危害经济发展的清醒认识。但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措施与中央对着干，使得中央2005年、2006年出台的调控措施相继被化解，房价逆势暴涨。2007年1—5月份，深圳房价的涨幅甚至达到了50%左右。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房价，化解中央的调控政策，乃是对中央权威的挑衅。有开发商甚至扬言，中央越调控，房价就越涨。嚣张若此！
如今，在房价（深圳、广州等地外）还没有真正经过调整，一直保持上涨态势的情况下，少数既得利益者及其代言人，欺骗党中央，促使中央出台救楼市的措施，其实质是让中央自己否定自己从2005年至今出台的楼市调控政策的正确性，让中央自打耳光，这是对中央高层的羞辱！意在损伤中央的公信力。对此，中央需高度警惕。在中央还未表态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就先斩后奏，出台与中央调控精神完全背离的所谓救楼市的措施，建议高层对这种与中央不一致的做法进行调查。
远远超出民众实际购买力的房价，如果不经过自然的调整，就连中高收入者也将被住房无情抛弃，这是一个灾难性隐患！为了保持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建议中央高层调查研究，兼听各方声音，及时识破既得利益者的阴谋，做出正确决策！这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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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1  “四面围剿”下的中国投资者突围之路   张庭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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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希望通胀会很快消失，那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长达二十年的通货紧缩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等待我们的是十年通货膨胀的熊熊烈焰。在通缩时代，政府、企业和家庭通过积极负债来刺激经济，而现在它们必须尽快处理自己的负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恰恰是全球化带来了上一轮的通缩期。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阵营的瓦解，这导致了总需求的下降从而使能源价格维持在低位。这些国家实行的出口拉动型经济战略使得制造业的产品价格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下滑。这些力量促使全球范围内的通胀率下降。
 　　经过数年出口增长，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得以重建自己的经济体。通胀率的上升首先表现在大宗商品市场，例如原油和粮食。

　　中央银行们并没有试图抚平通胀，反而印刷更多的纸币来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在二十年成功控制通货膨胀之后，他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一场能够让通货膨胀停下来的大衰退。相反，他们正寻找各种理由证明增发纸币的正确性。

　　更糟糕的是，全球化大潮使通货膨胀也成为全球化问题，并更难驾驭。实际上，由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供需平衡，因而它们的价格反应出全球货币总量的增长。任何一个试图通过收紧货币供应来减少需求的国家都因此而影响了国内经济增长。相反，某个经济体对于通胀的抑制效果却被分摊到每一个国家。这种明显不公平的激励机制，使得积极应对通胀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都宣称自己的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但如果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又去哪里获得这些“输入”呢？

　　另一个导致政府不作为的借口是：通胀只存在于孤立的几个领域，例如原油、或者食品价格。但货币总是流向任何一个能够上涨的领域。在一个通胀周期的第一阶段，食品和能源价格会首先上涨，接下来价格的上涨带来投机，加速从纸币印刷到通货膨胀的转变过程。在第二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价格上涨。最后，工人们会因为生活标准下降而要求工资上涨。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最后一幕不会到来，因为工会组织已经不如以往强大了。但是，组织的力量常常因为需求而非供给驱动。当经济飞速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很小，劳动者并不需要组织。当通胀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能够快速组织起来，对雇主施加加薪的压力。 为防止经济滑入恶性通胀的深渊，全世界需要共同合作，实施紧缩策略并一同度过阵痛。而美国对于拯救自己金融体系的强烈需求，使得这种合作变得不可能。

　　事实上，美国的金融体系有可能会整体破产。美国借了15万亿美元的外债来运行金融市场。如果这些资产贬值10%，美国金融系统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公正和优越感将彻底崩溃。对于美国政府而言，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办法是将处境艰难的金融机构国有化，重组或者破产清算，然后重新私有化。这也正是10年前，亚洲国家面对金融危机的做法。

　　美国却依然希望通过轻松的方式来维护美元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当外国投资者希望收回借款时，美联储就推出更多的印钞机。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直接限制了其他国家的紧缩程度。随着美元供给的增加，商品价格会继续上升。其他经济体可以通过缩减需求来控制价格，但这恰恰给了美国更多发行货币的空间：其他国家也就没有了足够的动力来实施紧缩。

　　在即将到来的通胀时期，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策略上的调整来保证生存。首先是缩减债务。在通缩时，顺畅的流动性使得以债偿债变得容易。但是通胀将迫使央行上调利率，这种环境下，借新债还旧债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而且滞胀会打压资产价格，此时再通过负债策略来持有资产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第二，尽管贵金属价格近期大跌，但它仍是最好的保值手段。通常在牛市中，深度下跌正是最好的买入时机：低买高卖。但如果你被所谓的专家意见所误导，高价买入低价卖出，那就忍住先别着急卖，等这个深跌结束。

　　第三，和贵金属一样，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市场仍然牛气冲天、当然现在的下调幅度也远远超过贵金属，不适合有心脏病的投资者。但投资者可以选择那些从大宗商品繁荣中获益的公司，例如石油服务公司，与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不同，前者有更加稳定上升的收益。

    对于金融自由化，人们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事实上，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和运作模式。金融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其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在追寻高风险。次贷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金融资本这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偏好。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非常需要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但是还没有应对高风险游戏的本钱。此时，如果金融投资资本过早地介入，多半会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由于次贷危机恶化，日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接管“两房”，华尔街继续为自己制造的危机付出惨重的代价。占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半壁江山的“两房”的国有化，释放了华尔街次贷危机最大的风险。虽然次贷危机有望在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得以最充分释放，但是这一过程是很痛苦的。更痛苦的是，全球或许还要准备面对长达几年的经济低迷以及对国际金融市场多年来一直被推崇的某些价值观的痛苦否定。

    当国有化成为拯救金融自由化所带来危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对于一贯以最市场化，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一直不遗余力将金融自由化的华尔街模式推举为全球典范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对于无故受伤而成为次贷危机埋单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则非常有必要在次贷危机中悟出一些什么来，否则学费就白交了。这里，我们暂就金融自由化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重新思考。

    金融自由化的认识误区

    事实上，对于金融自由化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这些争议有一个误区。

    支持方在推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候, 比较多的说法是用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论，强调金融自由化推动资本更大程度的自由流动带来的正面效应，特别是强调对资本流入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这里的似是而非之处在于，国际贸易理论支持的资本自由流动带来多赢的结论，是基于实业投资资本，也就是“直接投资”资本，不是指任意类型的资本，而金融自由化推动的应该是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笼统地用“资本”流动的概念，或者借用直接投资概念作为抽象的资本全球流动的理论支持，而没有十分清楚地区别直接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同的影响，有偷换概念之嫌。

    而反对派确实看到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负面外部效应，但这些不同观点往往被扭曲成反对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非主流的声音，而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读和更广泛的讨论。

    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完全不同
 
    实际上，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和运作模式。因为金融资本流动不能达到实业资本流动的结果，所以国际贸易理论论证的，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结论，对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完全成立，至少还有待进一步理论和实践的论证。金融自由化意义下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更不能混同于实业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我看来，实业资本（或者说直接投资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者说证券投资资本）在全球流动时在投资目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最后引发的结果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从直接投资资本的基本属性出发，直接投资资本流入与低工资劳动力结合，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当地经济的成长。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任何发展阶段，应该都有积极的意义。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论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跨国公司和港台企业到中国内地来建合资、独资公司，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汽车、家电、复印机、重型机械等一些行业如技术换市场的初衷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些直接投资资本伴随而来或多或少的技术，对推动中国的经济成长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这其中，在全球产业大规模转移浪潮中，来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更是推动中国成为服装、鞋帽、玩具等一般消费品的全球生产基地，使中国变成了全球贸易大国。虽然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现在出口企业还面对产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的阵痛，但是这些实业直接投资资本的贡献应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融资本是追求所谓高风险高收益的，它不是通过投资实业、通过创造实业财富的增长来获取资本的社会的平均收益的，这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的实业资本的最根本区别。金融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其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在追寻高风险，因为只有高风险才有高收益，找到了高风险才有可能去“赌”高收益。次贷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金融资本这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偏好。

    警惕金融资本过早流入

    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非常需要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但是还没有能够拥有应对高风险游戏的本钱。此时，如果金融投资资本过早地介入，多半会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事实上，这种高风险的游戏，哪怕在是发达国家也不能玩儿得过分。比如此次在美国华尔街，最成熟的市场，最强势的金融业，金融资本的过度追逐风险，最终弄出个几乎玩火自焚的次贷危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更应该根据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来逐渐扩大金融投资资本的规模。金融资本的流入要匹配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金融服务业水平，不同的金融风险管理的能力，要与当时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广度、强度和成熟度相适应，不能超越发展水平。而在谈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时，我们也一定要认识到，全球实业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不是同一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坚持即使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也不能把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以金融服务业的绝对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单边推进，以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节奏、同样的标准推进，这都是不公平的，也是很危险的。以次贷这样的爆炸式的方式来推动新兴市场的金融自由化，显然是不符合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规律，也是非常不安全的。

    用美国总统布什形象的说法是，酒本是好东西，但华尔街喝醉了。而“醉汉式”的发展方式对于众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也是不适宜、甚至是有害的。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股票市场的理解，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非常到位了。

    1840年，清帝国被迫对外开埠通商，股份制公司以及股票交易就这样踏上了东方的土地。到1921年最高潮时，中国的交易所已接近200家，位于全球第一。

    1872年9月2日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金融危机。当时上海《申报》有个评论，说买股票的人，不管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只要股票上市就去买。你是否觉得1872年《申报》这句话和我们现在的评论是一样的？

    第二次金融危机是20世纪初期，英国兰格制公司在上海利用橡胶(资讯,行情)概念发行、炒作股票，股价一年翻了两番。到1910年7月，全世界使用橡胶(资讯,行情)的国家开始压价，中国以橡胶概念为主的股票市场全面崩溃。

    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民国时期。钱庄通过银行贷了大笔款项出去，什么实业都不做了，都去炒股了。到了1921年，不晓得他们哪一根筋不对了，开始收回贷款，造成第三次的中国金融危机。

    可以看到，中国金融危机的问题和欧洲是一样的，也就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随意炒作，银行参股，然后火上加油。

    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而日后美国、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着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

    是梁启超。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缺乏“信”，即缺乏信托责任。191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说，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有力的法制国家才能生存，法制化的建设，用严刑让你不敢不有信托责任。

    我们假设当梁启超讲出来之后，我们也可能拟定一个法案，它的灵魂和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精神是一样的。这才是股市能替中小股民创造财富的条件。美国人到1934年才悟出这个道理，而我们在清朝宣统二年就知道了。

    市值大幅缩水，投资者损失惨重，整个市场的信心已经崩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救不救市，主动权掌握在监管层的手上。投资者目前唯一的办法只有等待，或者仍然遭受套牢的煎熬。

    但显然监管层并没有救市的意识。在“市场化”的大旗下，我们看到的是监管层在睁只眼，闭只眼。日前，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文章，更让投资者感觉到，证监会是不会救市的了。除非股市再次连续出现非理性的暴跌，或者另当别论。

    尚福林在《中国金融》撰文，其题目为《统筹兼顾推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通篇看，也就只是年中证券期货监管工作讲话的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市场期待已久的融资融券制度、股指期货等，至少在目前看来还犹如镜中花、水中月。而关于大小非的问题，证监会的相关人员已经表态：不征收暴利税，不改变现行的大小非政策。至多也就是来个“二次发售”，或者伴以可交换债券的方式而已。

    以“市场化”的名义为幌子，认为市场的问题应该通过市场自身来解决，在股市已陷入困局的背景下，这可能吗？实行“市场化”，那也应该是在股指平稳运行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可目前A股市场因暴跌已经失去了“再生”的能力。而且，透过证监会所谓的“市场化”，也凸显出其监管能力的低下，对市场极端不负责的态度，并且，在真正维护市场稳定方面，证监会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不错，A股终有一天会步入“市场化”，但决非现在，况且股市已跌得面目全非。退一步讲，如果市场的问题让其自生自灭的话，那为什么去年低价股疯狂时，监管层又要来一声“半夜鸡叫”？为什么在去年股指泡沫吹大时又突然停止了新基金的发行？为什么这个时候又不是让其“市场化”了呢？

    可见，目前的“市场化”，仅仅只是在证监会调控下的“市场化”而已，“市场化”已成为监管层掌控市场的工具。因此，监管层的“市场化”，本质上是“伪市场化”。

    尽管如此，这也不能成为证监会不救市的充分理由。客观地说，股市步入目前的格局，作为监管者的证监会是有责任的。首先体现在当初股改的制度设计上，大小非的后遗症导致市场不堪重负，就是由于股改的急功近利造成的。股改虽然基本完成，但其后续效果却不可能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消失，并且，此种影响在今后还会被放大。另一方面，监管上的不足同样难辞其咎。市场利益再分配机制的失衡，成为投资者信心丧失的根源。无论是新股发行的“现金为王”，还是上市公司的首发新股与再融资，以及大小非的套现上均莫不如此。

    当前的股市早就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冀望市场实现咸鱼翻身，无异于自欺欺人。正如“半夜鸡叫”扭转了低价股的疯狂，并将其打趴下一样，只有通过外力的作用，股市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证监会又凭什么不救市？

  “政策市”的阴霾从来就没有散去，即使在目前亦同样如此。想想看，从股改启动后的牛市行情以来，“有形之手”仍然在挥舞。既然如此，监管层又何必忌讳于所谓的“政策市”而将“市场化”作为“遮羞布”？在事关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与整个市场的大局利益上，监管层又怎么能无动于衷而不闻不问呢？难道说某些小打小闹式的“治市”措施，真的能够达到救市的目的？

来源：曹中铭BLOG